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显示，仅有不到4%的中国女教师愿意生育三孩，其中普通女教师意愿生育三孩的比例为3.36%，未婚女教师意愿生育三孩的比例更低，仅为1.23%。
未婚女教师生育意愿更低：未婚女教师的生育意愿呈现出更低的特点。其中，想要一孩的比例为36.73%；不想生育的比例为32.41%；想要二孩的比例为29.63%；而想要三孩的比例最低，仅为1.23%。
生育意愿低的原因：
经济压力：生育成本的日益增长是导致女教师生育意愿低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加重，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使得许多女教师对生育三孩望而却步。
工作强度：女教师的工作强度较大，教学任务、学生管理、科研压力等使得她们在生育后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特别是生育三孩后，育儿负担的加重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她们的工作表现和职业发展。
教育成本：教育成本的上升也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从孩子的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对于收入水平有限的女教师来说，生育三孩意味着更大的教育负担。
住房问题：住房问题也是制约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在一些大城市，房价高企，购房压力大。生育三孩后，对住房空间的需求增加，而住房条件的改善往往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
社会观念与个体化趋势：
恐育心理：调查显示，女教师中存在恐育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日益增长的生育成本的回应。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女教师对生育后的生活压力感到担忧。
个体化进程：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进程中，人们出现原子化发展趋势。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赞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与其有家庭让自己不开心，不如一个人活得痛快”。这表明年轻一代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越发强烈，婚恋观也随之发生变化。
儿童价值至上观念：“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在市场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这种精致化教养观念成为流行。中国家长深陷“亲子陪伴”“母子依恋”“安全感”等消费市场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自愿为“儿童价值至上”与母职神圣化买单。实际上，这种观念与行为加重了家长尤其是母亲养育子女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政策与职场环境的影响：
三孩政策的影响：超过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女性正因为母亲身份而面临着“惩罚”，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渴求。
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沉重的育儿负担让女教师们不得不发出减轻工作量的“呐喊”。然而，如果政策话语不断提倡减轻工作量，那么又容易加深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制度性歧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与满足发展自身事业的追求。因此，女教师对于“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对女性沉重育儿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
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根本问题仍在于如何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与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处境。只有实现性别平等，才能让女教师在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