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从社会现状和国际对比等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为763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反映出结婚意愿的降低。与此同时，初婚年龄大幅推迟，如安徽省男女初婚年龄分别达到31.89岁和30.73岁。这种趋势表明，现行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与实际初婚年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下调法定婚龄可能更符合社会现实。
法定婚龄是结婚的最低年龄限制，而非强制要求。下调法定婚龄并不意味着鼓励提前结婚，而是为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年轻人提供更多选择自由。部分网友误以为下调婚龄会迫使所有人提前结婚，这种理解忽略了个人选择的自主性。
我国现行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为世界最高，而当今世界主流法定婚龄为男女均18岁。下调至18岁更符合国际通行标准，也与我国初婚年龄推迟的现状相匹配。在初婚年龄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下调法定婚龄的影响有限，类似于“往太平洋里丢了颗石子”。
婚姻观念的变化：传统社会中，婚姻与生育、养老、生产资料控制紧密相关，而现代社会中这些关联逐渐弱化。例如，社会道德演变使婚姻不再是获取性资源的唯一途径，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因工业化而降低。
生产资料的转移：现代社会中，主要生产资料（如资本、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非家庭或家长。年轻人对婚姻的依赖性降低，家长对婚姻的干预能力也减弱，包办婚姻的土壤逐渐消失。
任泽平的其他相关建议
除下调法定婚龄外，任泽平还提出“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等建议。这些建议虽可能对结婚率影响有限，但对提升年轻人幸福感、缓解生育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结婚率下降的多重因素
人口减少：结婚对数下降部分源于人口总量减少，但结婚率从2013年的1%降至2020年的0.6%，背后还有其他重要因素。
社会道德演变：传统社会中，婚姻与性资源、社会评价紧密相关，而现代社会中这些关联逐渐弱化。
养老需求变化：农业社会中，子女是养老的主要保障，而现代社会中养老体系逐渐完善，对婚姻的依赖性降低。
生产资料控制：传统社会中，家长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具）影响子女婚姻，而现代社会中生产资料转移至资本家手中，家长影响力减弱。
总结：下调法定婚龄至18岁，符合社会现状、国际趋势以及年轻人对婚姻自由的需求。尽管这一建议可能引发争议，但其本质是赋予个人更多选择权，而非强制改变婚姻行为。结合任泽平提出的其他配套措施，这一建议对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感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