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应该同情俞敏洪，需结合其身份、行为及社会影响综合判断，目前来看并无充分理由给予广泛同情。以下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
俞敏洪作为曾经的资本拥有者，其财富从260多亿缩水到75亿，但这并不构成值得同情的原因。一个年薪7万的人去同情身家75亿的资本家，在财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这种同情缺乏现实基础。财富的缩水是商业风险和市场变化的结果，这是商业领域中常见的现象，不能因为财富减少就引发同情。
俞敏洪作为两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曾经身家百亿，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商业决策和市场环境中享受了成功带来的利益，那么也应该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后果。不能只看到其成功时的辉煌，而在面临困境时就轻易给予同情。
从商业行为和公关角度看
新东方在退租1500多个网点后，将7.3万套旧桌椅捐向贫困的乡村小学，这一行为被一些人视为体面和有情怀的举动。然而，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一种公关策略。在教培行业整体受挫、行业哀鸿遍野的情况下，这些半旧的桌椅难以找到合适的接盘者，捐给乡村小学是发挥其剩余价值的较好方式，同时也借此打了一波情怀牌，提升了企业形象。
新东方未来计划成立大型农业平台，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支持乡村振兴事业。这一转型举措虽然体现了其抓住新风口的商业眼光，但本质上仍然是商业行为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良心发现或值得同情的原因。商业行为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追求利润和企业的持续发展，这是企业的正常运营逻辑。
从行业和社会影响角度看
俞敏洪是商人，而非教育家。新东方作为教培机构，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策的影响。教育双减政策的实施是为了重塑师德，重建教学新秩序，让教育回归本源，回归课堂。新东方等校外机构的存在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与校内教育形成了某种合谋，影响了教育的正常生态。因此，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新东方面临的困境是政策调整的结果，不能单纯地从同情的角度去看待。
虽然有人认为新东方收费便宜、公道，但实际上其高昂的房租和人工成本决定了价格不可能让所有家庭都消费得起，总有人被排斥在外。与那些连基本教育条件都无法满足的地区相比，新东方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仍然属于相对高端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新东方捐了几车桌椅就给予广泛同情，而忽视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群体，是不合理的。
教育双减政策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基于更深刻的内涵和考量而迅速且坚决实施的。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教育的公平和健康发展。不能因为个别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就对政策产生质疑或寻求同情。我们应该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问题，理解政策的长远意义，而不是纠结于个人的眼前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