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老舍，臧克，冯友兰，被称为近代文人中的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在生前公然辱骂鲁迅，死后却大肆歌颂，推崇斯大林，这种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行为，让人不得不质疑其人品。老舍与郭沫若类似，其歌颂斯大林的行为，也让人对其为人产生了疑问。冯友兰则在周作人版本的“我的朋友说”中被提及，被指为双重的无耻文人。但事实上，这些文人的无耻程度远不及周作人。周作人在生前将鲁迅赶出家门，恩断情绝，死后却以当事人自居，大肆书写鲁迅的生平，大肆歌颂。他的行为让人们对他的道德底线产生了疑问。在日寇侵华期间，周作人出任伪职，陪汪逆访"满"，盛赞伪国建设，大力在华北推进日文教育。在《华北教育一年来之回顾》中，周作人对其主持华北教育的“功绩”自我评定，其中包括奖励日本语文之研究，各省市早经设有日文专修学校，长期短期日语讲习听训练班，每省市约六七处或十余处不等，使学校职员及一般人均负研究日本语文之机会，且不时举办日语观摩竞赛等会，以资鼓励而增强其研讨之兴趣。在《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中，周作人指出东亚民族应当在此时特别紧密联络，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以求本身的解放，这是东亚民族最紧要的时期。在《东亚解放之证明》中，周作人指出新加坡的陷落是东亚解放之一个具体的证明。在《新年感想》中，周作人强调东亚民族在风云险恶的环境下，向解放东亚，复兴东亚之大道迈进。他认为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极光明正大的，必可获得最后之胜利。他认为建设工作其内容实至为复杂，要而言之，可分为有形的建设与无形的建设二种，前者为军事经济等，后者则为精神建设，亦即关于文化思想方面之建设是也。他认为关于建设工作其重要性实无分轩轾，更须相辅进行，始可期其结果之圆满。他认为现阶段大东亚建设之复杂困难，决不应仅委之于一部份人担任，而必须全东亚民族一致奋起，共同分担不可。他强调风雨同舟，正是大东亚现势之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