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一
天一阁对我有一种奇怪的阻隔，作为读书人和宁波人，我却一直未能如愿访问。1976年春在宁波养病期间，老师盛钟健先生试图设法让我进入天一阁，但手续繁琐，我也没读书的心绪，未能成行。后来虽被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邀去讲课，但始终未踏足天一阁。直至1990年8月再次到宁波讲课，才在讲完的那一天向主人提出进入天一阁的要求。主人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当即决定陪同。然而，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次日上午，只见天一阁内外一片汪洋。门卫借来雨鞋，递来雨伞，但积水太深，只能赤脚涉水进入。风雨中，我和裴明海先生艰难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为何我如此难进？明明已经到了跟前，却以风雨大水作为阻拦。历史上的学者求知之难，或许今日我也需以天帝主持的仪式来虔诚进入。
二
天一阁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代表了一种极端艰难且悲怆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创造了象形文字、简帛、纸张和印刷术，本应迅速催生书籍海洋，传播文明。然而战火、愚昧不断焚书、吞食智慧，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散乱、自发状态。智者渴望书籍，以抄书、藏书为业，但书籍稀少且难以保存。宫廷藏书毁于改朝换代，藏书家事业几代后相继衰败。于是，有人成为藏书家，但事业未能持久。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终于实现了这一文化奇迹。
三
范钦，明代嘉靖年间人，官至兵部右侍郎，为藏书提供了丰富的财力与空间。他不拘一格地搜集各类书籍，如地方志、正书、实录、试士录、诗文集等。范钦将搜集图书视为人生第一要务，而非仅仅官场的业余爱好。他的选择体现了对健全人格与文化良知的追求，即便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但内心深处重视的仍是图书的搜集。范钦不仅在人格上强健，而且在文化良知上有着深刻的理解，这种良知转化为他社会行为的清醒与理性，使他能够有效地管理文化事业。范钦与他身边的一些藏书家相比，如书法大师丰坊，尽管丰坊在艺术与学问上有过人之处，但在人格与社会行为上却显得不够成熟与稳健。相比之下，范钦更能够平衡艺术、学问与社会角色，将文化良知融入社会行为，从而展现出一种超越个人嗜好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使天一阁得以延续至今，成为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
四
保留了原始的p和strong标签。
书家身后的问题，范钦面临如何将意志转化为家族遗传。天一阁的悲壮历史始于他去世。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是荣幸还是苦役？活到80岁的范钦将遗产分给大儿子和二儿媳。他留下难题：两份遗产，一份万两白银，一份一楼藏书。这种分割法为何如此？他希望有人能义无反顾承担藏书事业，或让这一切随生命消散。大儿子范大冲愿意继承藏书楼，并拨出田地作为保养费用。随后，遗嘱变得越来越严格，后代如何严格遵守先祖规范成为难题。藏书楼成为家族的宗教式朝拜对象，后代不知其意义。钱绣芸，一个酷爱诗书的女子，嫁入范家却无法登楼，最终郁郁而终。范氏家族不准登楼、看书，出于无奈，但这种规定使藏书楼的意义陷入困惑。家族规定，开阁门需各房一致同意，钥匙由各房保管。
五
黄宗羲欲登天一阁看书，引发范氏家族各房震动。黄宗羲以人品、气节、学问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赞誉，其行为在朝野间引起轰动。他父亲为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杀害，黄宗羲在廷质时义愤填膺，后抗清、潜心学术，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一流思想学家。康熙十二年，天一阁各房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允许他阅读全部藏书。黄宗羲在天一阁编撰书目，撰写《天一阁藏书记》，使藏书楼与大学者的人格相连。此后，天一阁制定新规矩，仅允许少数大学者登楼。天一阁最终显现其存在意义，参与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进呈六万余种珍贵古籍，其中九十六种被收录，三万七千余种列入存目。天一阁因此大出其名，并在国家级“百科全书”和钦定藏书楼中获得生命。太平天国时期和近代，天一阁面临窃贼和偷儿的威胁。1914年，薛继渭潜入书楼，大量书籍被盗。黄宗羲先生曾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成为历史的见证。
六
张元济先生得知天一阁遭遇浩劫，为保护藏书，拨巨资将部分藏书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然而，“涵芬楼”最终被日本侵略军焚毁。范钦及其后代的文化良知并未完全消失，大量热心人试图保护天一阁，使其免于全然成为废墟。本世纪多次大规模修缮和充实了天一阁，现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们游览宁波时多去访谒。天一阁藏书的整理有待进行，但其主要意义已转变为象征古典文化事业，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登天一阁时，作者深感沉重与宁静，翻阅明刻本，认识到没有这些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难以寻觅。天一阁的历史值得深入发掘，文学艺术家应展示范氏家族及其他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