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专家认为主因是中国人口结构转变，政策清理低端人口并非主因，超大城市人口调控需兼顾规模与结构，通过市场手段和区域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指出，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三年下降，导致流动人口增长放缓，与超大城市人口增速变化存在耦合关系。
政府政策驱动并非主要原因，人口结构变化对流动人口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政策清理外来人口尤其是低端人口，可能导致常住人口增长放缓，但这一做法对超大城市未必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部分专家认为，政策清理低端人口并非主因，人口结构变化才是核心因素。
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在制定人口调控政策时，存在意识问题，未意识到帮助中小城市发展可实现双赢。
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脱节，超大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市萎缩，未形成良性循环。
重大项目、人力资源、社会服务业等配置长期向大城市集中，导致超大城市困局。
人口调控需考虑项目投入和产业结构配置，否则大城市掏空中小城市的格局难以改变。
超大城市需保持与产业集聚匹配的人口结构，提升单位面积产值。
国外大城市核心区人口仍保持上升趋势，国内超大城市需借鉴经验，提高产业集聚效率。
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超大城市需突破行政区划局限，疏解优质产业和资源。
通过市场之手拉动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功能区划，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超大城市需解决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只有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超大城市才能在人口、资源与利益调整中达到平衡。
超大城市希望留下高学历人才，疏解低人力资本人口，但会导致服务业成本大幅上升。
人口疏解需平衡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避免对城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尽管政府推行人口疏解政策，但许多外来人口仍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扎根机会。
例如，北京地下室出租房居住大量在酒店、饭店和快递行业工作的外来人口，他们对城市经济有实际推动作用。
朝阳区金台里社区地下室出租房居住100多人，大多在附近服务业工作，月租金约800元。
这一现象反映了外来人口在超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和对城市经济的贡献。
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近15万，与高污染、高风险、高能耗、低产能企业关停并转有关。
严格的落户政策也促使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选择离开。
超大城市人口调控需结合政策引导和市场手段，避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
通过区域协同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人口合理分布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超大城市需重视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推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的均等化。
只有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超大城市才能在人口调控中实现长期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