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被誉为俄国第一部社会心理小说。
1839年至1840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1840年5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当代英雄》最重要的贡献是塑造了“多余人”毕巧林这一经典人物。“多余人”的提法，源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意指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不满社会现实但又无可奈何寄生其中的贵族青年。
当然，这种笼统的指称无法涵盖每个“多余人”内在的丰富、多面与复杂。本文要谈论的毕巧林就是一个值得反复琢磨推敲的“多余人”。
写作背景：
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是俄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疯狂推行高压政策，强化专制统治，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但是，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不可能阻止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也不可能阻止社会意识的进步。
就在残酷的高压政策的夹缝中，一大批代表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的精英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不顾外界的种种压力，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组织起一些秘密小组，热诚地探讨祖国的未来与希望。
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思想活动，就像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引导着广大俄国先进青年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懈努力与奋斗。
不幸的是，由于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过于黑暗与残酷，使许多贵族知识分子空怀一腔热血却因阶级性的软弱而无所作为，在现实面前不断寻求突围又不断退缩。他们不满现实，不愿与反动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渴望有所作为，又无力超越阶级的局限性，因而变得痛苦。
最早揭示出这种时代精神生态图景的是普希金，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次通过塑造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个“多余的人”的形象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
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则在精神血脉上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一脉相承，而且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地揭示出了俄罗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